替人哭丧，赚取一定报酬——随着电视剧《手机》热播，里面的哭丧人路之信，引发了人们对哭丧者的关注。
事实上，哭丧人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因其特殊性而“低调”地存在。在重庆、成都两地，哭丧人与他们所在特殊乐队，在过去十多年中已职业化发展和形成了一个竞争的市场。
调查显示，哭丧人多是曾经的下岗者。他们靠哭泣与哀唱获得收入，维持生活。他们与乐队其他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在经营一个职业，做好一份工作。
“叮叮猫”胡兴莲哭丧时，常有一些特别的动作，下跪、匍匐在地甚至爬向灵前等，增强现场效果
胡兴莲扎起两个辫子，各翘向一边的天空。
她的艺名叫叮叮猫(重庆方言，蜻蜓的意思)，两个像蜻蜓翅膀的辫子，是她的标志。每次“演出”，她都扎起这样的辫子。
她52岁了，是一名哭丧人。
哭丧是一种古老的丧葬习俗。资料显示，挽歌入礼，起源于汉武帝时期，流行于南北朝。不同的民族、地区有不同习俗。文革时期，哭丧被认为是封建流毒曾沉寂。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地区又兴起。
这些历史，胡兴莲并不了解。不过她并不避讳自己的职业。她说哭丧是“演出”，表演得好，才会得到认可。
据重庆当地媒体报道，胡兴莲被认为是重庆十大哭丧人之一。她曾接受过新加坡电视台等媒体采访。
现在的胡兴莲，已不单单是一个哭丧人。她是一个乐队的老板。
7月4日，金国荣组织的乐队在表演。金国荣(右)此时是琴手。
这乐队，是特别的，主要参与红白喜事，间或参与商业演出。据介绍，在重庆，一个较为成熟的乐队，由四到十人组成，人手紧张时，歌手兼任乐手，人手充裕时，有专门乐手，键盘、鼓手、小号、萨克斯等。
乐队的组织形式相对松散，有演出了，由组织者号召大家，“演员”也是松散的。
在重庆，人们把在丧礼上的演出称作“唱板板”，称这个行业为“板界”。胡兴莲踏入板界14年了，做职业哭丧人也有7年。
据胡兴莲粗略估算，重庆现在有将近2000个这样的乐队，几乎每个乐队都有哭丧人。
演出
念祭文的过程中，胡兴莲有时会凄厉地喊一声“爹”或“娘”，让亲属进入悲戚的氛围
7月7日晚，重庆市江北区白云村一个小区里，一位老人的丧礼在举行。约晚上7点，胡兴莲和乐队的人到了灵堂。
仪式开始前详细问了家属关于逝者的一些情况。这是她的固定功课。
胡兴莲梳起两个辫子，接着开始化妆。她认为，化妆是对丧家的尊重。
她说哭丧人一般化淡妆，披白色丧衣。有的人则复杂些，穿白色戏服，还佩戴“宝石”头饰。
大约晚7点半，胡兴莲在灵堂召集逝者亲属，开始念祭文。
祭文是有模式的，只需根据死者情况相应变化。大多是说死者如何勤劳，受人爱戴，又如何关心子女等。
念祭文需要语气悲伤，声调抑扬顿挫。胡兴莲念祭文时，有时会凄厉地喊一声“爹“或“娘”。这个时候，跪在灵前的丧家会开始哭泣。
念完祭文，便是哭丧，是以哭泣的声音唱，伴着哀伤的音乐。胡兴莲说，这个环节主要是营造悲伤氛围，带动家属通过哭泣释放悲痛。
这次的丧礼，因逝者身份特别，亲属要求取消哭丧环节。
胡兴莲说，在农村哭丧时候比较多。从影像资料看，哭丧时，胡兴莲有时哭喊，有时掩面而泣，有时匍匐在地爬向灵前，表情悲痛。有的丧礼上，她边哭边爬行几米。
这往往让现场的人唏嘘动容。她哭丧的过程中，逝者亲属有的会呜咽，有的泪流满面。
哭丧结束后，是丧礼演出的第二部分。胡兴莲说，丧礼演出一般是先悲后喜，通过哭释放悲伤，再通过小品、唱歌等方式，让丧家暂时忘却忧伤。
曾经，这部分的演出是唢呐、板鼓以及川剧，到如今则发展为唱歌、小品甚至魔术表演。
根据胡兴莲的经验，在农村，第二部分是重头戏，在城市，则不太受待见。
这次，因家属有要求，她将小品取消了，与几名歌手唱歌。
后半部分的演出刚开始，逝者的一些亲属已离开。胡兴莲他们唱了几首歌，就结束了演出，“丧家重视，我们就重视。丧家不在乎，我们也就不在乎。”
收入
除了收取一定演出费用，丧礼演出结束后，点歌环节会给乐队带来收入
7月7日晚的丧礼开始前，丧家把费用给了胡兴莲，她随手装起来，继续进行着准备工作。胡兴莲说，一般一场演出收费200到800元。
这晚的费用是200元，扣掉中介费70元，乐队六人得130元。
中介费是给花圈店的。胡兴莲介绍，随着板界发展，直接与丧家接触的丧葬用品店，变成了乐队中介。而随着乐队越来越多，花圈店也发展，承揽了关于丧事的一切服务，并取名“一条龙”。乐队其实是花圈店一条龙服务的一个环节。
胡兴莲现在的生意，多来源于花圈店。
除了演出费，哭丧人还会得到小费。在重庆，一般是哭丧仪式行将结束时，丧家挽起哭丧人，送上花束，小费夹在花束里。在成都，则是哭丧过程中将小红包放在哭丧人身边。
胡兴莲说，小费差别很大，从一两元到几百元不等。
重庆DV爱好者朱毅力曾用近三年时间拍摄纪录片《职业哭丧人》，他介绍，多数哭丧人一个月的收入，大约七八百元。
7月7日晚，丧礼演出结束后，是观众点歌环节。胡兴莲换了花衣服，与演员们在台上又唱又跳，台下观者不时叫好。
这是乐队的创收环节，点歌20元一首。
据介绍，重庆的乐队，主要靠点歌赚钱。成都的乐队则靠演出费为主。据成都双流县一个乐队的组织者张建介绍，演出费一般一场一两千元，主要看乐队的水平和名气，高的也有上万的。
张建跟妻子金国荣共同组织乐队，妻子是乐队的哭丧人(成都方言为“吹吹儿”)。他说他们每月收入大概两千元。
当晚，胡兴莲的乐队点歌收了700元。每个队员110元，除去开销，她自己剩了130元。
入行
离了婚，一个人照顾父母和儿子，胡兴莲做营业员的收入无法支撑，她开始兼职“唱板板”
胡兴莲回到家已是深夜，她瘫软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她说这种表演太伤身心，表演哭丧的时候，“手脚经常抽搐，心里疼，两眼发黑”。哭丧也带来了后遗症，胡兴莲说一年多来手不时地发麻。
不过，胡兴莲已习惯了这样的表演，她自己统计，已为4000多名逝者哭丧。她现在哭丧时不再流泪，而是用声音和表情来完成。
一般，哭丧人会联想自己的经历，让自己流泪。职业哭丧人金国荣说，她第一次哭丧时很紧张怕哭不出，但想到自己其实怕死人还要表演这个，又想到创业艰辛，哭得稀里哗啦。
胡兴莲哭丧时也会先酝酿情绪，寻找逝者故事里能引发自己共鸣的部分，联想生活细节。实在哭不出来时，就用哭腔。
胡兴莲说，对于哭丧人，哭腔、掩面、跪地，都是增加表演效果的技巧。
这些，都是她进入板界以后总结出来的。
她曾是一名百货公司的营业员。1995年，她离了婚，要照顾上大学的儿子和患病的父母。当时每月工资200多元。她白天做营业员，晚上去餐馆端盘子。
“我平时比较活跃，喜欢唱唱跳跳。”胡兴莲说，有次同事叫她去丧礼上唱歌，她去唱了三首，得了20元报酬。
20元，她有些动心。她对领队说：“你们觉得我行，就再联系我。”之后她开始兼职唱板板。
她记得其实第一次唱板板时很害怕，当晚脑子里全是哀乐，一夜没睡着。她之前从不敢去参加丧礼。
朱毅力介绍，这一行当的人大多是下岗职工。
相比之下，成都双流县的张建、金国荣夫妇的入行，稍有些特别。
1997年，他们的父亲去世，他们邀请一支乐队演出，主持人边搓脚边读祭文，让张建忍无可忍。一个乐队成员告诉他们，扣掉成本，一场演出能赚近500元。当时张建夫妇每人月工资200元，有时还发不出。
他们决定自己组建一支乐队。当时，当地的川剧团解散，演员们在街头卖早点、擦鞋。他找这些人加入乐队。
在重庆，2003年，胡兴莲下岗了，之后她正式踏入板界，成为一名职业哭丧人。“当时我别无选择，只能做这个。”
职业
哭丧人彭英觉得，一些年轻的入行者并不尊重这个职业，只是拿了钱完成任务
胡兴莲有专门的哭丧服，她自己设计的。这些年，她的哭丧服有过很多变化。
川渝两地职业哭丧人多为下岗人员，月收入七八百元;依附“乐队”存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她说，哭丧后，她做过很多尝试。模仿电视里戏服的样子设计哭丧服，套用一些戏曲的段落，自己改词，做哭丧的歌。
她希望能让人记住自己，希望更多的人请她。
2003年，她的第一次哭丧就让人印象深刻。“我加上了动作，比如下跪之类的。”那次丧家非常感动，第一次哭丧，胡兴莲得了50元小费。
记住她的，还有乐队，“这能让更多的乐队请我演出”。
很多哭丧人，不唱《哭爹》，即使丧家给上千元小费也不唱，因为《哭爹》是把逝者当爹哭。胡兴莲唱。她说她不在乎这种丢人，“丢人的话，还请我们干什么?”
“哭丧是整台演出的一个节目。既然乐队收了钱，不管给不给小费，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胡兴莲觉得，哭丧人应该尊重自己做的事。
做了十多年职业哭丧人，31岁的成都人彭英认为，哭丧是要包含感情在里面。她觉得，一些年轻的入行者，并不尊重这个职业，只是拿了钱完成任务。
彭英15岁就进了板界。初中毕业后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送她学了这个。为此她还当过学徒。
现在的哭丧人一般不收徒弟了，收一个徒弟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哭丧人金国荣说，这不是一份安稳的工作。
她说，为了节约成本，乐队要求哭丧人除了会哭丧，还得会唱歌、演小品等。
彭英也说，哭丧人只有成为多面手，才能赚更多钱，否则养不活自己。
这需要快速的角色转换。哭丧时流泪哀泣，哭完之后，转脸便要调整情绪，进入下一个表演状态，很可能是逗人笑的小品。“从哭到笑，就像川剧的变脸”。
乐队晚上做丧事，白天有时还接喜事。大多数人会尽量不让人知道自己哭丧的身份。
胡兴莲说，因高强度工作转换，哭丧人很容易犯错。比如，在喜事上脱口而出“请新人入灵堂”。说错了话，不但不会收到钱了，还会挨一顿打。
她也犯过类似错误，只是最后硬生生地把悲字改成喜字，“打马虎眼才混过去”。
除了哭丧，胡兴莲也学习乐队的其他项目。后来她能够做歌手、主持人、小品演员，有时甚至能充当鼓手。
她在圈里出名后，有人专门请她哭丧。她说，最远她被请去过山西哭丧，被四辆奔驰车接去。
生活
有一次到电视台做节目，嘉宾说她赚死人钱，为了钱放弃尊严，胡兴莲尴尬不已
在很多年里，胡兴莲一个人住，她养了宠物狗陪着自己。
她说最难受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家后的孤独。她每天都想将自己累得精疲力竭，回家什么都不想，倒头就睡。
她一直觉得亏欠儿子，她说拼命赚钱，是希望能从经济上补偿儿子。儿子现在自己开演艺公司，她能资助一些。
离婚十五六年了。她也曾再婚，但儿子跟那个男人常打架，后来她又离了。
朱毅力说，他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发现胡兴莲的邻居几乎都不与她来往。胡兴莲以前住的是老房子，带院子的那种。周围都是原来单位的同事或熟人。但几乎没人与她来往。
胡兴莲说，时常能感受到别人眼光的异样，“那种眼神，远远地看着你就绕着走。虽然不说什么，但能明显地感觉到。”
2006年，有电视台邀请胡兴莲做一期对话节目。有嘉宾认为她是在赚死人钱，认为她是为了钱放弃了尊严，并且在宣扬封建习俗。
那个现场，令她尴尬不已。她至今不愿回忆。
张建和金国荣说，做这行，难免让人有些忌讳。他们在聚会的时候，经常是，朋友过来打了招呼，马上找借口走开了。“我知道他们不想挨着我们坐。”
据介绍，职业哭丧人多为女性，他们的丈夫多是同行。彭英说，“一般很少找外行的，这样工作方便点，而且也少了一些麻烦。”
“别人看不起，我们自己要看得起自己。”金国荣说，“我们出去表演，都称各自老师。比如主持人会说，有请某老师表演节目。”
板界的人会互相支持。2002年的时候，重庆板界上百名乐手自发聚集在一起，为一名车祸身亡的萨克斯手举行了追悼会，很多到场的人并不认识死者。这些乐手多是下岗职工。
不过，胡兴莲觉得，只要丧家认可，只要能赚钱养家，自己就是成功者，“其他的不在乎”。
未来
随着竞争激烈和行业规范，胡兴莲觉得市场越来越不好做了，她有点担心以后
胡兴莲的母亲有冠心病，许多年来靠她照顾。母亲说，女儿的工作很不容易。她走在外面，有人夸胡兴莲唱得好，她会感到自豪。
胡兴莲与儿子的关系不太好。她觉得儿子不理解自己，不尊重自己。她抱怨儿子不来看她。她担心自己老了没人管。
儿子有些委屈，他说自己其实理解母亲工作的辛苦。他觉得母亲脾气不好，可能是因母亲长期从事的职业，让她看多了不孝的儿女，所以总担心。
成都职业哭丧人金国荣则没有这样的担心。她说15岁的女儿理解她，她哭丧时，若女儿在场，也跟着哭，懂得妈妈好辛苦。
2008年，胡兴莲买了一套90平米的房子，把母亲接到一起住。
朱毅力介绍，胡兴莲是哭丧人里的佼佼者，她名气大，被媒体关注，她把这些报道剪下来，放在节目单的首页做宣传，有时一个月收入万元。
不过，胡兴莲说没有那么高，也就五六千。她说自己买不起养老保险，补交不起医保。
胡兴莲其实有些担心以后的生活，她觉得市场越来越不好做了。
据介绍，川渝两地板界蓬勃发展，是在1995年前后。1992年，重庆市区开始禁放鞭炮，民间办丧事缺少了重要的“仪式感”，这间接推动了板界的发展。重庆当地媒体称，板界鼎盛时期全行业近十万人。
到2002年，重庆市出台了《重庆市殡葬事务管理办法》，不允许乐队在主城区演出。城区的丧礼在每个区设立的安乐堂举行。
胡兴莲说这对板界影响很大，有的乐队因此解散了。此后，板界向城乡接合部或乡村倾斜，更加边缘化。2004年，胡兴莲想与安乐堂合作，她拿着纪录片和报道去毛遂自荐。要交12万元押金，她说拿不出“只能放弃了”。
胡兴莲说以往一个月有30场演出，现在20场左右。
她与金国荣他们共同的压力，不仅是市场的缩小，还有不断涌入行业的能歌善舞的人群。
她们都说，曾想过改行，但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也可能继续下去。
职业哭丧人：葬礼很快结束，悲伤却时常伴随
倒春寒，成都平原很冷。金国容女士穿着单薄的白色丧衣—是她专门定制的“戏服”，早早地到了场，镇定地站在棺木旁。亲友陆陆续续到场，人并不多。司仪宣布葬礼开始，唢呐、钟鼓声次第响起，哀乐、佛号声交杂在一起，黄纸烧得太旺，烟雾缭绕。
这是2014年初春的一天，逝者是一位19岁的女孩，因急病猝然离世，难以接受的家人为她操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仪式在成都市郊的小区内举行，临时搭建的塑料棚子里，女孩的遗体被鲜花簇拥着，表情安详。她的母亲茫然地站在门口，面色沉黑，眼睛红肿。
与之前的4000余名死者一样，金国容与逝去的女孩素不相识。她直直地望着女孩，低声啜泣，哀唱着“婷婷呀婷婷，娘的好娃娃，黄泉路好冷，奈何你独自过，娘心痛·??”，继而大声哀嚎。哭到最后，她身体瘫软，几乎跪倒在地，突然凄厉地喊了一声“婷婷!婷婷你怎么就走了·??”在她的哀唱声中，闻者无不落泪。一直尽力克制的女孩母亲终于忍不住了，不顾亲友劝阻，趴在棺木上嚎啕大哭。
金国容是一名职业哭丧人，入行已17年。
1997年，22岁的金国容新婚不久，公公就离世了。她和丈夫张建请“吹吹儿”来操办丧事。“吹吹儿”是土乐队，婚丧嫁娶，搬家酒升学宴，什么业务都办。主持人竟然一边搓脚皮，一边读祭文，张建忍无可忍，差点跟他们打起来。一个乐队成员告诉他们，一场演出纯利润近500块，经济拮据的小两口动心了。恰逢成都川剧团解散，失业演员在街头卖馒头、擦皮鞋。他们把这些人召集起来，组建了一支小乐队。金国容从此入行。
哭丧是民间习俗，请专门的表演者在葬礼上大哭、哀唱、歌颂逝者、哭诉亲友的不舍来营造气氛。按照传统习俗，葬礼上如果没人哭，这家人会被看不起，“不懂礼数，没尽孝”。
第一次哭丧，金国容紧张得不行，她说，那时候觉得自己还是个小丫头，不懂生死，根本哭不出来。但想到创业艰难，自己其实怕死人、怕黑，还要演这个，终于哭得稀里哗啦的。此后，她和丈夫的生意逐渐走上正轨。
哭灵前，她会专门向亲属问清逝者生前的事迹，跟儿女之间感人的故事，为每个逝者“定制”一份专属于他的哭丧词。但哭丧词其实都大同小异：历数死者一生艰辛，在外打拼、养儿育女的不易。唱词与戏曲类似，文白间杂。
哭丧人属于“板界”(西南地区对丧葬服务业的讳称)。这一行隐蔽低调，在农村和郊县地区却大有市场。除了哭灵，哭丧人还得会唱歌跳舞逗乐子。仪式一结束，亲友们吃饭打牌，无所事事，想看点“闹热”。哭丧人哭完灵，就得马上把丧服脱了，打个红脸蛋，换上大红大绿的演出服，说相声，演小品，讲荤段子。丧事办得越热闹，主人家越觉得有面子。
大型点的丧事，搭个土台子，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来，场面堪比放电影。1990年代末，最流行的歌是《有一个姑娘》，四五十岁的哭丧女在人群里蹦蹦跳跳，娇嗔地唱“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还有一些嚣张??”男女老少在灵前挤作一团，都跟着唱。《天竺少女》也是保留至今的经典曲目，唱歌的女孩穿着亮片短裙，一唱一扭，裙角扫到棺材上卡住了，用力，一扯，扯掉了一大块布料，男人们不怀好意地喝倒彩。没人介意葬礼上唱《常回家看看》，《祝你平安》也受欢迎—只要是电视里放过的歌儿都成。近年来则是凤凰传奇的口水歌。吃完饭的客人一边打麻将，一边守灵。在佛经和哀乐之后，人们都想用欢快的曲子提神。
“寡妇和老光棍”、“姐夫和小姨子”之类的小品会把气氛推向高潮。金国容不齿同行这些做法，还意味深长地告诫《人物》记者，“你们年轻女娃，千万不要走错路。”她的乐队里，更喜欢《小白菜》、《喜儿买头绳》这些悲情而严肃的曲目。近年来，竞争越发激烈，市区不准大办丧事的规定更是给了板界致命打击。当初羞涩的金国容现在不仅能熟练地哭灵，还会演小品、说相声，甚至找师傅学会了川剧变脸。
金国容有一把好嗓子，灵前烟熏火燎加用嗓过度，使得声音略有些沙哑。采访过程中，她兴致勃勃地给《人物》记者唱了好几次。唱歌的时候，她侧着头，眼睛微闭，双手随之起伏，表情十分投入。金国容最爱唱的是《感恩的心》，她边说边翻出了手机图片，给记者看她攒的跟“感恩”有关的段子：“感恩父母，养育我身;感恩爱人，陪伴我心·??”朋友圈里，她分享最多的文章也跟“感动、亲情，珍惜”主题相关。金国容说，看过太多生死，对她影响太大了，一切来之不易，随时可能失去，必须珍惜，享受当下。
金国容给4000余人哭过丧，有上了年纪的“喜丧”，也有正值壮年意外离世的。她见证了车祸、恶疾，甚至被凶杀逝者的最后一程。遇到非自然死亡的，按习俗太不吉利，不能埋到风水好的墓地里。丧家偷偷找了山林里的荒地，金国容怕得不行，也必须跟着去。大部分家属会哭得死去活来，少部分亲属无动于衷，只盼着快点走完过场。子女间互相指责、扯皮打架，连乐队的钱都赖着不想给的也有。
金国容至今没学会最重要的一点—把自己的情绪脱离出来。葬礼很快结束，悲伤却时常伴随着她，“最近两起，一个才30岁，另一个根本没几个人来葬礼，人生无常，人这一生是为了什么?”今年3月她在QQ空间写道。2013年夏天，她极度抑郁，冲动之下剃了光头。
哭丧人常常遭人误解，很少主动提起自己的职业。大部分从业者是下岗职工、农民，“吃酒席的时候，别人打个招呼就走了，不想挨着我们坐，怕晦气。别个看不起算了，我们要自尊。”外出表演时，他们会互称“老师”，司仪也说，“下面有请某某老师表演。”
管着一支乐队，生意遍布西南的金国容已经坐到行业顶端。用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抽中华烟，打扮优雅贵气，她看上去更像个文工团干部。周围的人都叫她“金三姐”。金国容最庆幸的是，家人都支持她。女儿跟她去现场，见妈妈哭，也难受得跟着哭。丈夫是同行，把她宠得不行。
采访过程中，她手机一直响，接电话时，她温和得有些刻意的一面不见了，表情严肃镇定，给手下交待几日后一场大寿宴的细节。她简洁地命令道，“要6个女子，单数不行，4个更不行。不说了，我在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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