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我国广西、云南、四川、福建和台湾等地区以及日本、菲律宾等国家都出现了极其近似的文化现象――蹲踞式人形岩画，这种图像的分布、传播和含义似乎与稻作栽培的起源、东传有密切联系。
20世纪40年代，学者从农业、考古等方面均已证明中国是世界上的稻作起源地之一。但中国的稻作文明起源于何处、通过哪条路线传播等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让人不得不注意的是，我国广西、云南、四川、福建和台湾等地区以及日本、菲律宾等国家都出现了极其近似的文化现象――蹲踞式人形岩画，这种图像的分布、传播和含义似乎与稻作栽培的起源、东传有密切联系，这一文化现象为探讨“稻米之路”提供了新思路。
广西左江龙州花山岩画点
蹲踞式人形岩画勾勒出“稻米之路”
“稻米之路”是以水稻种植为标志，并具有共同特征的稻作文化从中国到亚洲以至全球的传播之路。关于我国稻作东传的路线，学界有两种意见：一是由我国华中地区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华中说”；二是由我国福建、台湾，经琉球群岛到达日本九州的“华南说”。其中“华中说”为较多学者所认可，但是对于“华南说”，一些学者认为其缺乏考古学证据而予以否定。其实，蹲踞式人形岩画的分布与特征表明“华南说”也有可能成立。
“蹲踞式人形”是一种双手半上举、双腿半下蹲的图像，它经常出现在岩画和民族艺术品上。这种以蹲踞式人形为主的岩画在我国南方稻作区分布尤其广泛，集中分布于广西、云南和福建三地。
广西左江绵延200多公里的崖壁岩画长廊气势恢宏，其中，蹲踞式人形占了主题内容的90%以上，数目之多在我国乃至世界岩画中首屈一指。密密麻麻的蹲踞式人形伴随着大量的船、圆形、犬、鸟等符号一起组成了场面热烈的景象。云南岩画已发现60余处，面积逾1400平方米，蹲踞式人形占了很大一部分，多数人物头插羽毛，头饰兽角、兽尾或身饰羽毛，伴随有干栏式房屋、牛角等符号。广西、云南岩画都为红色涂绘岩画。福建的华南仙字潭岩画在形式特征和内容上都与左江岩画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是在制作方法上却采用北方岩画体系的凿刻方法。另外，该地的蹲踞式人形属于线绘，与左江岩画的棒状人形近似，具表现主义风格，伴生符号有人面像和同心圆。
蹲踞式人形岩画在我国的四川、台湾等地和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也有零星分布。这些地区的蹲踞式人形岩画虽然数量不多，却和集中分布带在文化上有着一体性。四川珙县麻塘坝蹲踞式人形岩画绘画技法熟练，多伴随圆形符号。台湾万山岩雕中虽然只有一幅蹲踞式人形岩画，但伴生符号丰富，有人头、重圆纹、圆涡纹、对称倒挂式的曲线纹、蛇纹、曲线、凹坑以及密集的凹线和凹点，并且在石雕、木雕、服饰等艺术品中还出现大量蹲踞式人形图像。韩国蹲踞式人形岩画采用凿刻的方法，用线描绘出男性和女性舞蹈者，外形比较程式化，富有一定的韵律美，伴生符号有太阳神、人足迹、圆穴、星辰、网、船和木栅等。日本富勾佩洞窟的蹲踞式人形岩画绝大多数是用石器或其他坚硬的东西磨研雕刻而成，只有个别是用阴刻线刻出的外轮廓形，绘画手法有线描和图绘两种，有些人形头部有很多装饰，腿比较短，在符号的组合上有很多是复杂组合。菲律宾的蹲踞式人形岩画的人形为倒梯状，伴生有象征意义的生殖符号。马来西亚岩画用的是涂绘的手法，画面内容是由一些高举双手或拉着手的倒梯状蹲踞在船上的人组成。
由这些地区岩画的形式可见，以蹲踞式人形符号为主，伴随着大量铜鼓、鸟、船、犬等符号的岩画是亚洲南部和东南亚地区的一种重要文化形式。各地区蹲踞式人形岩画图像上的近似性表明文化上的交流和联系，而零星分布区岩画显然受到集中分布区岩画的影响。总体上看，它应以广西、云南、福建为中心，并向我国台湾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等地辐射，这也模糊地勾勒出了文化交流的路线。
蹲踞式人形岩画是稻作文化的产物
英国人类学家雷德蒙・弗思认为，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诸般特征都可以用人类开发出的环境来解释，尤其是气候情况会给人的生活造成一种极大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环境总要迫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接受一种生活方式。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殷商时代，我国蹲踞式人形岩画密集分布的西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草木畅茂，为水稻生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考古工作者不仅在此发现有早期人类发源的证据，而且在广西和云南都发现了早期稻作农业的遗迹。这里的民族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从事旱作或水田稻作，因此，这些地区的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显示出了丰富、复杂和相似的稻作文化特征。
对蛙的崇拜是南方民族稻作文化的特质之一。而蹲踞式人形符号因与蛙在形态上的相似性，而被认为是蛙神、蛙祖的象征。蛙崇拜是水田稻作文化的产物，蛙对天气的变化非常敏感，通过蛙鸣声音的变化预知雷雨是否即将来临和天气是否大旱等，对农业生产有着重要作用。另外，蛙肚腹浑圆，似孕妇的腹部形态，而且其繁殖能力强，产子繁多，符合了农耕民族的生命想象，因而产生蛙崇拜。在我国南方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与蛙有关的习俗和仪式。
稻作文化的其他特质还包括太阳崇拜、鸟崇拜、蛇崇拜、龙舟赛、性器崇拜、人头祭和干栏式建筑等。而这些特质在蹲踞式人形岩画中均有体现，可以说蹲踞式人形岩画是稻作文化的形象反映。
环境会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但人类作为文化主体则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从地理上看，纵贯滇西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均为南北走向，终经中南半岛注入大海。这些河谷地带历来都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古代的百越、百濮、氏羌三大族群即在此迁徙、流转、繁衍、融合，种族的杂交、文化的交流极为频繁。史学家认为，这种民族流动也随着地理态势一直延伸到东南亚。产生于我国广西、云南地区的稻作文化很可能就通过民族的迁徙传播到东南亚。学者游汝杰通过语言学分析认为，栽培稻就是从广西通过云南、四川进入黄河流域，并向东通过广东、福建和浙江或通过华中地区进入长江流域。通过蹲踞式人形岩画的风格，我们也可以验证这种传播路线。
而通过日本蹲踞式人形岩画与福建沿海地区的比较发现，在日本，今天仍然可以找到很多与福建沿海地区相似的稻作文化元素，如人头祭、鸟崇拜和蛇崇拜等。另外，我国福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蹲踞式人形岩画在风格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稻作文化通过福建到台湾再到日本的可能性也很大。
“稻米之路”所经之处是稻作民族活动的活跃区，他们通过多种方式传播着文化，蹲踞式人形岩画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蹲踞式人形岩画是稻作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它的集中分布说明了广西、云南是重要的稻作文化中心，其传播也代表了稻作文化扩张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 黄亚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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