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及其启示
人类及其社会的演进总的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又有一些重要阶段，人类社会出现飞跃性变化，即所谓“革命”，如柴尔德提出的“新石期革命”、“城市革命”等。前者更多地表现为“技术”或食物获取手段上的革命，后者更多地重在社会组织的变化，即由平等社会到制度化的等级社会，部分人脱离直接的食物生产而成为专业管理者或精神文化及手工业生产者。这一变化构成了后来社会的基本面貌。因此，可以说世界不同地区出现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件大事，在百余年的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人类学界一直备受关注，是一个久盛不衰的课题，每一次新材料的发现，新方法的产生，新理论的出现都刺激了对这一问题讨论的热潮，如民族学调查，考古学发现和方法创新，人类学理论等等，有关著作汗牛充栋。考古学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归入“社会考古学”。
一般认为，将文明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的特征包括：
1、城市化社会：这一社会是建立于具有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组织的城市基础之上。
2、共生经济：以缴纳贡赋与税收而集中积累资本，由此使专业工匠、祭司等非食物生产者得以生存。
3、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建筑物和纪念物。
文明社会的本质是剩余财富的增加、集中和再分配，使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的生产活动而从事专门的生产、管理、制度建设以及文字、思想、艺术、大型建筑、城市、交通系统等等各种文明标志物的创造和建设。形式上，文明社会有常设的制度化的多层社会等级、系统的行政管理体系、规范化的法律和常设军队。意识形态上，有系统理论和神话，即赋予现行制度合法化的宗教或哲学理论，文明的象征物往往是为宣扬或强化这些制度和理论而制造的。经济和资源上，有足以支持这一体系的疆域和人口。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主要特征，故Kent V.Flannery 认为“文明是一种伴随着特殊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国家而产生的复杂社会现象。”
从西方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简史中，我们将会发现材料、方法和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19世纪，西方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受到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单一线形发展的，并认为“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由此开始，学术界开展对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文明出现的研究。Tylor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简单狩猎社会的原始阶段（savagery），简单农业生产社会的野蛮阶段（barbarism），和文明社会。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通过对北美洲印第安人研究，提出了人类社会从“蒙昧社会”经“野蛮社会”到“文明国家”的几个阶段发展的假说，并构成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的基础。由此，这一学说成为我国史学界几十年来研究史前社会的指导理论。
1、最初的城市较过去任何聚落均为广大，其人口亦较稠密。
2、城市人口的构成和功能与前迥异，包括不从事农业、畜牧或采集以取得食物的其他阶层---专门化的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吏与僧侣。
3、直接生产者必须向神或神权下的国王缴纳赋税，以产生剩余财富的集中。
4、规模巨大的公共建筑不但标志城市与此前村落的不同，而且作为社会剩余财富的象征。
5、僧侣、官吏和军事首长形成统治阶级，从事计划、组织等劳心活动，下层阶级从事劳力活动。
6、财富的经营迫使文字的发明。
7、文字的发明进一步推动科学的产生---数学、几何学、天文学。
8、由剩余财富所供养的其他专家从事美术活动。
9、剩余财富更用于外来商品的输入，造成原料贸易的发达。
10、由于原料能够输入，同时受到以地缘（而非血缘）为基础单位的国家的保护，专门化的工匠成为城市政治构成的下层成员。
后来，Charles Redman将柴尔德的标准划分为“根本”特征和“衍生”特征，根本特征包括：城市和国家，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剩余产品的集中以及分层的社会结构。衍生特征是由前者变化产生的现象或副产品，如纪念性公共工程，长距离贸易，标准化的艺术品，文字与科学。
其实，并不是所有文明均具有这10个特征，有国家没有城市是可能的。随着世界各古代文明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工作的积累，这些标准的普遍适用性受到了怀疑和挑战，其中许多已经被否定了。有些持久的文明就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城市，玛雅文化只有礼仪及宗教中心，人口主要在农村；中美洲的印加文明没有文字，而玛雅和阿兹特克文字只被用于一种复杂的历法，而不是用于行政管理和经济活动。中国古代城市构成可能也与两河不同，在中国古代，地缘组织代替血缘组织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可能发生得很晚。Bruce Trigger 将古代文明区分为两个类型，即城邦国家（City―states）文明，诸如美索不达米亚、玛雅和希腊古文明，和地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s）文明，诸如埃及、印加和中国商文明等。前者的城市人口由社会的各类人，如手工业者、农民和统治精英构成，有繁荣的市场；而后者的早期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农民生活在乡村内地的小聚落中，农民与城市中心的关系主要是前者向后者交税，与城邦国家比，农民更少依赖于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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