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双腹罐（夏家店下层文化）
（神秘的地球）据中国社会科学报：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生区域，皆位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北纬24°―32°之间的地带，而在纬度32°以北的地带，在人类文明早期均属偏僻地区，文化皆不发达。
“神秘的”北纬30°
如世界上最古老、在当时为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古埃及早王国的首都阿拜多斯，其纬度是26°11′，而古王国首都孟斐斯的纬度则为29°51′；早期古王国发展的北界，是古耶利哥城，即纳吐夫麦作文化的发祥地，其北纬度只到31°51′。苏美尔文化的起源地――埃里都金城，其纬度为30°48′，乌尔都城的纬度为30°57′，位于苏美尔偏僻北界的巴比伦，其纬度为32°32′。埃兰国的中部纬度为29°54′，北都苏萨为32°11′。古印度摩亨佐-达罗的纬度为27°19′，北城哈拉帕位于纬度30°38′。
由此可见，亚非古文明的发展脉络，基本上是一致的。古文明发生的地理范围约在北纬24° 与32°间，北纬32°以北地区的文明化则较晚。但依照黄河现在的河床位置，其河流发源处的纬度在34°29′，从河源往北流到纬度40°46′，围绕黄土高原后，又南下到34°50′，其后则东流到出海口，纬度在37°46′。古河道的出海口大概在纬度35°左右，都是未进入亚热带湿润气候的地带。
东半球的早期文明皆离不开农作：农作的发祥地与大文明的发生范围，皆是在相同地域。考虑到人类文化发展所需经济条件，此规律显然毋庸置疑。位于北纬35°的亚述、埃勃拉等古城，则要到距今4000年前后，才开始快速发展，且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并不是农作，而是贸易和战争，这在上古史演变中，属于新时代的情况。至于首都在北纬36°48′的米坦尼，以及首都在北纬40°的赫梯等国家，其发展年代更晚，而且他们原本也都不是由农耕族群所建立的国家。
气候变化或致华北早期彩陶黍作文化消散
若从农作的起源来说，早期文明发生地区与大规模农作技术的发祥地皆相距不远。但黄河流域的环境条件，却并不符合大规模农作形成的要素。黄河流域的农产作物从新石器中期以来即以黍、粟为主，但规模不大，因为黍、粟这几种农作物，虽然生长条件的要求并不严苛，却难以发展出大规模耕作。同时，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土质不良，因此不能被视为农作的发祥地。
不过最关键的是：黄河上中下游的纬度差距非常大，气候和生活环境往往不一致，并不具有成为一个大而完整的早期文明轴心地区的条件，反而应该表现为众多零散的文化区才合理，并符合在文明扩散的时代，作为不同生活方式族群之间来往交通要道的条件。
黄河上游的兰州以及渭河流域地区，曾经出现独特的新石器中晚期文明。但是我们很难经过文化传承的线索，来了解西北彩陶的图案，且难以观察其中蕴含的意义在中华文明后期中的演化。就算将时间拉到齐家时代，西北地区的文化面貌皆已发生很大变化，原来辉煌的彩陶图案几乎通通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众多此前未曾出现过的器物。这类情况不仅在西北有，在东北地区的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迫使红山文化退却时也曾发生。因此，我认为，在距今4000年前后，与气候的冷化及干旱化同时，在华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族群迁移，造成早期彩陶黍作文化的消散。因此，半坡、马家窑、庙底沟等华北彩陶文明的独特形象，皆极少传承在后来的中国青铜文明中。
西北彩陶文化地区的范围，在北纬34°―37°度间，早期有相对发达的地域性农作文化，到了青铜早期却已绝传，而在此地区形成新的文明，并且是以非农耕为基础，着重于发展战争技术的文明。经过几波新来族群的控制，此地成为周的政权中央。这与同纬度的安纳托利亚南部地区情况相类似：加泰土丘文化消失，经过新来族群的掌控，赫梯族群在此建立新的军权帝国。
多元文明融合于黄河地区
黄河北岸的河套地区，是亚洲草原丘陵地带的通道，大约从距今4400年后，从里海到渤海及日本海，在这一通道上出现很多中、小型城池，均属于为了军事用途而建造的城，是掠夺族群的城邦：西以也里可温为例，东以夏家店下层为标志。陕北石峁石城，也应属这类掠夺族群早晚建的城邦群。
该地带的族群流动率高，在此地先后修建军城的族群虽可能有所变化，但生活方式却是相类的：以战争掠夺维生。遗址中所发现的粮食似不是本地所种，亦表明这些族群来往频繁，混合多元文化的情况，并显示其掠夺的对象，主要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带。同时，这些年轻族群亦采用南方以及本地带早期古老文明的技术。青铜早期时代，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带才开始沙漠化，所以本地带为流动族群的交通大道，流动族群频繁互动及迁徙，彼此融合冲突。
换言之，黄河北岸属亚洲草原低山地带，在距今4000年前后，都是致力于发展战争技术之族群的生活区。至于黄河南游，洛阳、郑州，反而是古老农耕区的北界，亦是北方掠夺者攻击的前线地带。由此可见，黄河流域地区彼此间的差异性很大，在青铜时代，黄河成为关键的交通线，这些不从事生产而四处游动、专事战争的族群，经过黄河这个交通要道，进入古农耕区。
黄河南岸虽然拥有较好的农耕条件，但其范围却不广，且明显地限于南岸之地。北岸则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自然边界。若将二里头、二里岗时期，黄河南岸的偃师城址与隔岸垣曲城址做比较，则可明显看出黄河两岸的差异，似乎形成一对立的边界区，偃师城址为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而垣曲则可能就是北方族群的南哨。
总而言之，我认为，黄河并不具有作为早期文明发祥地的条件，却是一个良好族群混合的媒介及通道。直至殷商时期，北方族群在黄河下游北岸形成新的中心，从此以后黄河流域掌握了政权，中央和边缘的关系据此发生变化。“华南”与“华北”生活方式的交界带和交通要道，在南北交流同化的历程中，才成为“中华”庞大文明的“中央”，以及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作者：郭静云 单位：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广州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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