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17―21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英、美、俄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学者齐聚首都师范大学，回顾学会30年历程，梳理学科现状，展望发展前景。
快速发展的30年
30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不仅经历了快速发展期，也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认为，纪念学会30周年，首先要缅怀对学会创立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季羡林、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学者；1983年学会成立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主要依靠少数学者个人的勤奋钻研，“独赴大漠、匹马孤征”是当时情况的写照；学会成立后，研究进入了“万马奔腾”的新格局。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陈国灿表示，30年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研究机构由小到大，研究团体由无到有，研究园地和专业期刊由少到多，研究领域从初期对域外研究成果的引进、讨论发展到独立自主地进行开创性研究。
考古资料使吐鲁番学成为显学
由于研究起步时间、文物和文献的公布状况等多方面差异，吐鲁番学与敦煌学的研究进展存在一定距离。把握契机，推动吐鲁番学研究，是与会者关注的话题。
与会者对当前吐鲁番学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陈国灿表示，对戊己校尉时代的吐鲁番研究不足，迄今未见汉简在盆地出土，有待今后的深入发掘和发现；对西州回鹘王国时期汉人的活动研究，基本为空白；结合文献古今对照的研究者甚少；对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回鹘文文献、蒙古文文献，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文献结合历史背景的研究偏少。相关学者可以就这些方面进行深度研究。
吐鲁番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汤士华认为，近些年大量考古资料的问世，填补了吐鲁番地区乃至西域地区在传统史籍方面的缺失和遗漏，使得吐鲁番学成为一门显学。相关研究的发展让吐鲁番学研究实力不断增强，如2005年成立了吐鲁番学研究院等。
多学科对接寻求学术突破
敦煌吐鲁番学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研究多微观而缺少宏观视阈等。与会者认为，需要拓展新领域，采用新方法，弥补薄弱之处；此外，敦煌吐鲁番学作为综合性强的学科，必须与其他学科充分对接，才能迎来学术突破。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向记者介绍，学会重视基础性工程建设。如重视敦煌吐鲁番文献原卷的影印出版，英藏、俄藏、法藏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影印出版，都已基本完成；将俗体字、异体字、同音假借字等变为通行繁体字，并以类似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形式出版文书；按照国别出版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等。此外，目录编写也是需要攻克的难点，相关学者需要分类简目以克服目前文献检索不便的困难。
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称，我国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的建设、《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图录本的完成到《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项目的进行等，都是敦煌吐鲁番学不断发展的实例。学科涉及学术门类多，交叉频繁，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新成果层出不穷，良好的团队精神是推进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不可或缺的因素。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张涌泉提出，手写纸本文献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宋代版刻流行前，中华文明的传承曾长期依赖此种文献。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以敦煌文献为代表的手写纸本大量发现和刊布，手写纸本文献越来越受到关注；与之相适应，一门崭新的学问――手写纸本文献学正在孕育和催生之中。
研讨会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共同主办。
背景链接
1983年8月15―22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与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大会选举了季羡林、段文杰、唐长孺、金维诺等组成学会理事会。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季羡林担任学会会长，唐长孺、段文杰等为副会长。学会成立以来，除组织研讨会之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敦煌学大辞典》等。(神秘的地球lieqib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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