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华年猎奇档案 2019-08-15 14:06:01 0 0

4月27日，在“南澳Ⅰ号”打捞船“南天顺”上，记者正在拍摄前一天出水的青花弦纹碗和青花花卉纹小罐。

“好家伙，了不得，太棒了!”

这是88岁的“文保老人”谢辰生对“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和“南澳Ⅰ号”明代沉船打捞情况的评价。不过，一辈子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谢辰生同时也补充说:“‘水下’的事，我真的不清楚，只是从报纸上零星了解到一些，这是个新领域，我没有发言权。”

新事物，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挑战。

“尽管在某些具体工作上，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如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建成开馆，让国外同行羡慕得不得了，说他们的梦想在中国实现了。但从总体水平来看，从管理体制、人员构成、法制环境到人们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关注，都还远远不够。”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曙光总结道。

当前，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是否能够漂亮地“承题”和“起讲”，写出“热闹文章”，还要寄希望于社会整体氛围的养成。

“水下”到底有多“深”

“积极推进沿海地区水下文物重点调查工作，做好‘南澳I号’、‘南海I号’和‘华光礁I号’沉船的考古和保护工作。完成水下考古专用工作船立项工作。组织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人员培训。”这是国家文物局部署2011年重点工作时提到的一项内容。

“水下”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紧迫，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也务求实际，一步一步地来。

“我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蕴含着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这些珍贵的水下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不但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更是落实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这样阐述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国际上也已经有所行动。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明确规定不得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开发。这是世界范围内通过的首个关于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性公约。

虽然我国对“水下”的关注不过二三十年的事，但一批重大发现相继出水，让人感慨“水下”之“深”。

福建省文物局局长郑国珍举例说，1998年11月，石狮渔民在台湾海峡捕鱼时，打捞出一段古人类左肱骨化石，为晚期智人的男性个体。中国考古界权威贾兰坡将这个化石命名为“海峡人”，后来通过水下考古发掘，又发现了一小段古人类胫骨化石。这些都填补了海峡地域人类考古的空白，为研究台湾早期人类源自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最早、最直接的有力证据。

目前，时隔一年后“南澳Ⅰ号”的打捞工作重启。4月26日，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表面分别出水了一件青花弦纹碗和青花花卉纹小罐，色泽明朗，完好无缺。随着打捞的进一步开展，出水的文物将带给我们更多历史消息。

“家底”尚未摸清

“我国是陆地文化遗产保护大国，但还算不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大国。就水下而言，摸清家底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要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强国，水下和地上要平衡发展。”对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刘曙光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说，我国水下到底有多少沉船、古代港口，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数字，对水下整体性的印象还比较模糊。

所以，“积极推进沿海地区水下文物重点调查工作”成为2011年度国家文物局“水下”布局的头等大事。

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处长、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闫亚林认为，和陆地相比，水下考古的许多难点更棘手，“比如说原址保护，大家都知道原址保护的文化坐标上的意义更完整。但水下的原址保护更难。古代墓葬再保存几百年还是那样。但水下的植物是疯长的，对遗址的破坏是看不见的。以前以为建一个水下博物馆就是一个好的保护，但实现起来就有问题，因为无论你如何复原水下的环境，都和原来的不同。即使是一块石头，在流水和在静水的状态下就不一样。”

在刘曙光看来，相比于陆地上的考古发掘，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先就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

据报道，“南澳I号”考古发掘重启之前，名为“南天顺”的打捞船的维修费用就达200多万元。另外，水下考古人员的潜水服都要量身定制，专人专用，购置一身衣服平均要三四万元。

“经费投入不足，保护条件较为薄弱，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保障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有待改善。”刘曙光说。

水下环境的复杂性也是制约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难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海面上看来风平浪静，但水下却是汹涌澎湃。

来自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金涛是一名水下考古队员。他说，水下考古一次潜水大概在30分钟左右就要出水，而一天每人最多只能下水两次，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东莞市鸦片战争博物馆的宋中雷曾经在水下作业时，脸上被水母覆盖，让他感到窒息。在同伴的帮助下，他顺利出水，但好几天脸上都感到刺痛，白天眼睛难以睁开，晚上睡不好。

尽管服务于不同的单位，金涛和宋中雷彼此相熟，因为全国能潜水的、又能从事考古的不过四五十个人。他们往往要跨越地域、机构的束缚，到处“赶场”，以应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人员的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