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野外调查、勘探和发掘为主要内容的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最基本的特征，是考古学发展的原始动力。自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我国诞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田野考古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技术、手段等方面都不断进步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考古事业的繁荣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我国的田野考古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其规模前所未有，其理念、方法和手段不断创新，其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重大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和鲜明的时代特点。
基建类考古依然是田野考古的主战场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实物资料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而这些实物资料是通过田野考古尤其是考古发掘获得的。因此，田野考古最初是为了获取考古学研究所需的古代实物资料而出现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形成了不同的田野考古类型。就我国目前的田野考古类型而言，总体上可以归为“主动性调查发掘”和“抢救性调查发掘”两大类，但根据其动因的不同实际上可以细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基于考古学研究的学术需要而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称之为“学术类考古”或“主动性发掘”，是最为传统的田野考古类型。第二种是基本建设过程中为使地下文化遗产免遭毁坏而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称之为“基建类考古”或“基建性发掘”。这种考古类型带有抢救性质，因此也往往被称之为“抢救性发掘”。但是，这种发掘又往往带有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和计划性，因此与严格意义上的抢救性发掘还是有所区别的。这是50年代以来随着基本建设工程的大规模展开而形成的。第三种是“抢救类考古”或“抢救性发掘”，即古遗址和古墓葬等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被偶然发现或面临被破坏的危险的情况下进行的抢救性考古清理和发掘，往往是突发性的、被动的。第四种是为了大遗址（包括大型古遗址和墓葬群等）保护规划的制定、保护措施的实施以及展示而进行的考古勘探和发掘，称之为“文保类考古”或“保护性发掘”，主要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兴起而形成的。在管理上，一般将上述第一、四种类型归类为“主动性发掘项目”，第二、三种类型归类为“抢救性发掘项目”。
新世纪以来我国田野考古的态势，一方面是田野考古类型趋于多样化，四种类型的考古活动同时并存、同时并举；另一方面是基建类考古依然是田野考古的主战场。十多年来，从三峡水库、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到各地公路、铁路、机场建设和城市建设等，基本建设高潮的持续高涨，使得基本建设过程中的大量古遗址和古墓葬的发掘成为全国考古工作最迫切、最繁重的任务，全国田野考古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其中。譬如，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每年数百项至上千项不等，其中基建性发掘项目占80%左右，直接反映出基建类考古是田野考古的主战场。另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三峡工程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110余家考古机构几乎全部都先后投入力量进行库区的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掘遗址723处，累计发掘面积达180万平方米以上；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面积累计达150余万平方米，占任务总量的90.8%。如此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基建类考古及其发现，极大地支援了全国的基本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直接推动了考古事业和各地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据统计（本文统计数据的时间为2001～2011年度），新世纪以来的“考古大发现”（指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计110项）中，46项属于基建类考古项目；“考古新发现”（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的入选项目，每年6项计66项）中，22项属于基建类考古项目；“重要考古发现”（指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入选项目，计380项）中，有143项属于基建类考古项目，占总数的37%以上。其中，不少堪称重大考古发现，如湖南湘西里耶古城及秦简、陕西高陵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等。基建类考古及其成果对文化遗产事业和考古学发展的贡献率之高显而易见。
同时我们看到，主动性发掘项目虽然为数不多，但往往取得重要的学术收获。据统计，新世纪以来的学术类考古项目，被评为“考古大发现”者41项，占总数的37%以上；入选“考古新发现”28项，占总数的42%以上；入选“重要考古发现”130项，占总数的34%以上。很显然，学术类考古发掘及其成果直接推动了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考古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学术支撑。文保类考古亦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社会上曾出现一种说法，“考古跟着盗墓走”。这实在是对我国田野考古活动的一种误读和误判。的确，不少地方盗墓活动猖獗，是事实；在有些古墓被盗或面临被盗掘危险的情况下及时进行的抢救性考古清理和发掘也确实存在，譬如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地、安徽蚌埠双墩1号春秋墓、太原北齐徐显秀墓的发掘等，都是在墓葬被盗或盗掘未遂的背景下进行的考古发掘。但是，这样的考古发掘项目为数并不多，在整个田野考古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少。据统计，新世纪以来“重要考古发现”的入选项目中，严格意义上的抢救性发掘项目74项（基建类考古项目除外），仅占总数的19.5%左右，况且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由于自然或建筑施工等原因被偶然发现并面临毁坏的古遗址和古墓葬。很显然，“考古跟着盗墓走”之说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田野考古领域不断拓展
考古学根据实物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性质、我国历史文献典籍的丰富、考古学传入后与金石学传统的结合以及考古学先驱们重建“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责任意识和浓厚的“史学情结”，使得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主要是从史前时代和夏商周三代考古开始的，并且长期影响着我国考古学的走向。但是，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逐步繁荣，田野考古的领域在逐步拓展，新世纪以来尤其明显，主要表现在时间的拓展、空间的拓展和内涵的拓展上。
田野考古领域在时间上的拓展，主要是指秦汉及其以后历史时期考古的进一步加强，尤其是隋唐及其以后考古的逐步重视和开展。史前和三代考古是我国考古学的重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古不考三代以下”的观念和做法，已经远远不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文化遗产事业的需要。新世纪以来，秦汉及其以后历史时期的田野考古，无论是其项目数量还是重要发现都有所增长。据统计，“重要考古发现”入选项目中，秦汉及以后的项目有186项，占总数的48.9%，已近乎“半壁江山”。另一方面，隋唐及其以后历史时期考古逐步得到重视，尤其是明清时期田野考古逐步展开，并且不断取得重要收获，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事实上已经突破传统认识上的明朝灭亡的公元1644年而下延至19世纪末。譬如，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和辽上京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江西鄱阳县明代淮王府遗址等的重要发掘和发现，极大地丰富了隋唐以后历史时期考古的内容，并且为当地的文化遗产事业做出了直接贡献。晚近历史时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也是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趋势之一。
田野考古领域在空间上的拓展，主要是指由陆地考古向水下考古的拓展。陆地无疑是田野考古的主要舞台，而江河湖海等水域同样也是考古调查和发掘的重要空间。我国自80年代后期开始起步的水下考古，新世纪以来获得了快速发展。迄今已经在11个沿海省市的近海海域、西沙群岛以及安徽、江西等地的内陆江河湖进行了水下文物调查，70余处沉船遗址得到确认，尤其是福建东海平潭碗礁1号沉船遗址、西沙群岛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广东南海I号古沉船的出水和广东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的发掘等水下考古，不仅获得了一大批有关宋代至明清陶瓷史、造船史、海上交通、对外贸易等的珍贵资料，而且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发掘清理、信息记录、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等在内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水下考古操作程序、技术和方法。
田野考古领域在内涵上的拓展，主要是指发掘的内容扩展到以往少见或不见的文化遗存，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世纪以来，以往作为重点的历代墓葬、史前聚落、历史时期城址以及某些手工业作坊址等的发掘在继续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以往少有发掘的多种类型的文化遗存在田野考古中获得诸多重要发现。譬如，手工业遗存考古方面，山东渤海南岸盐业遗址群的调查和寿光双王城库区盐业遗址的重点发掘，使商周盐业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是玉矿考古的首次成功实践；江西高安华林宋元明时期造纸作坊遗址和浙江富阳市泗洲村宋代造纸作坊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是我国以竹子为原料造纸作坊遗址的首次发现和发掘。又如，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宿州段和郑州段的勘探和发掘以及洛阳回洛仓和浚县黎阳仓的发掘，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调查以及码头、土桥闸和南旺分水枢纽遗址的发掘等，成为大运河考古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为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再譬如，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成都市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河南叶县文集宋元时期的集镇遗址等的发掘，都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内涵。
田野考古的学术课题意识进一步增强
田野考古作为整个考古学的基础，其学术目的是否明确，课题意识强弱与否，都直接影响到田野考古的质量和学术收获的大小。各种类型的田野考古中学术课题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成为新世纪以来田野考古的突出特点之一。
学术类考古，一般都具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完整的课题规划和技术路线，其学术收获和成果也是最突出的，新世纪以来我国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实施各种学术课题的过程中取得的。譬如，灵宝西坡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和墓葬的发掘、良渚古城的确认以及良渚遗址的多项重要调查和发掘、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大城城址的勘探和发掘、陶寺大型城址的确认以及多项重要遗迹的发掘、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发掘等一系列的田野考古，都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进行的，都取得了重要收获。这样的项目不胜枚举。文保类考古同样如是，如西安秦阿房宫遗址的勘探和发掘、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等。总体说来，每年主动性发掘项目（包括学术类考古和文保类考古）约占全部发掘项目的20%左右，但新世纪以来的“重要考古发现”中，主动性发掘项目的成果高达42%以上，可见其学术贡献度之高。
基建类考古和抢救类考古课题意识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解决某些学术问题制定田野考古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这些田野考古项目的学术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解决重大学术课题和学术难点问题中的作用。譬如，作为基建性发掘项目之一的江苏句容和金坛土墩墓的发掘，作为抢救性发掘项目之一的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发掘等，都是从一开始就制定出完整的勘探和发掘计划，紧紧围绕解决有关的学术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极大地提高了田野考古的学术性，可谓基建性发掘和抢救性发掘项目中强化课题意识的成功范例。
另一个方面，是有些考古项目随着田野工作的进展及时设立相关的学术课题，将其转换提升为学术类考古，从而取得了重大学术突破。譬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的勘探和发掘等，都是由基建性发掘转换提升为主动性发掘的；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西安凤栖塬汉代家族墓地、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等，都是从抢救性发掘转换提升为主动性发掘的。它们都取得了重要收获。
田野考古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进程全面推进
田野考古作为一种科学活动，从其发生之初就采用有关的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并形成了一定的操作规范。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田野考古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进程逐步推进，新世纪以来尤为突出。
田野考古科学化进程的推进，主要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运用到田野考古之中，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起步的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和设备被应用于田野考古的实践，极大地提高了田野考古的科学化程度和信息化水平。譬如，考古勘探在继续以铲探为主的同时，遥感勘探技术和以磁法、电法和电磁法等为主要手段的物探技术逐渐被引入田野考古勘探之中；田野考古中GPS定位、电子全站仪测量和RTK测量等逐步得到推广应用；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计算机照相绘图、三维扫描技术等开始应用于田野考古的实践等。与此同时，多学科合作研究逐步前移到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程中。譬如，植物考古的浮选法，在考古发掘中日益普及；动物遗骸的“关键柱取样”和筛选取样日益受到重视并被采用；碳十四测年、食性分析、物质成分和结构分析、残留物分析等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深入到考古现场进行采样并结合考古和文化背景开展研究；在考古现场对有关遗迹和出土遗物的现场检测和分析正在起步。这不仅提高了田野考古中信息的获取量，而且提高了获取信息的科学性，极大地推动了多学科合作研究。
田野考古规范化的推进，是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实践中实现的。田野考古作为一种科学活动，离不开必要的操作规范，以保证其科学性。为适应学科发展和新任务的需要，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单位对1984年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进行修订，并于2009年颁布了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新《规程》着眼于技术规范的建立和实施，将田野考古的技术体系分为发掘、采样、记录等多个子系统，从考古调查直至发掘成果的刊布和资料的管理等各个环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新《规程》的颁布和实施，有效地规范了田野考古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全国田野考古的质量和水平。
随着科学化和规范化进程的推进，田野考古过程中“精耕细作”的精细化作业，无论是遗迹的清理还是遗物的提取，都在进一步增强。这一方面促进了田野考古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工地文物现场保护的水平。
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
田野考古发掘，无论是主动性发掘还是抢救性发掘，既是对地下文物的积极保护，但同时又是对考古资源的一种消耗。新世纪以来，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紧密结合，为文化遗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是说一大批抢救性发掘项目直接使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保护，主动性发掘项目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还表现在田野考古过程中文物保护的强化和保护水平的全面提升。
田野考古理念的进步和文物保护观念的迅速增强，是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的思想基础。文物保护是田野考古人员的责任和义务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田野考古过程中的文物保护日益受到考古人员的重视，日益成为考古人员的自觉行动。无论是抢救性发掘还是主动性发掘，在拟定发掘项目之时，同时就考虑到文物保护；在制定发掘计划的同时，一并制定文物保护计划；文物保护措施，贯穿于田野考古的全过程；田野考古项目的检查考核，文物保护是其必备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创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
“边发掘边保护”在各类田野考古项目中得到推广。譬如，2007年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的发掘，边发掘边进行纺织品、木棺和漆木器、人骨及相关遗存的保护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收获，堪称“边发掘边保护”的一个范例；2008～2010年西安凤栖塬西汉家族墓地的发掘、最近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台地考古工地“文物移动医院”的设立等，都是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有些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采取边发掘边制定和实施保护规划的办法，搭建保护性大棚或在大棚中进行发掘，实施相应的保护措施。精细化作业，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考古工地上。譬如，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陕西韩城梁带村周代芮国墓地、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时期墓地的发掘等，无不采取精细化作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以过去把某些遗迹和遗物提取到室内进行清理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实验室考古”，把那些在野外难以进行细致清理的遗迹和遗物整体提取到实验室内进行边清理、边检测、边研究、边保护的多维度发掘，既获得了常规发掘难以获取的珍贵资料和信息，更使得田野考古中的文物保护实现了最大化，翼城大河口西周墓、高青陈庄西周车马坑、盱眙大云山汉墓车马坑等的实验室考古发掘，都是实验室考古的成功实践，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田野考古中的文物保护并不单纯是一个文物保护的问题，而是与田野考古的质量和水平、与科技考古及多学科合作研究密切相关，考古发掘、科技考古、文物保护这三者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结束语
上述新世纪以来我国田野考古的态势和特点，是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建设热潮持续高涨、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学术高度繁荣的大背景下，是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出现和形成的。我国的田野考古，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尤其是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及时有效地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遗产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直接推动了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考古事业的繁荣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仍将继续，但同时也在逐步调整。与之相适应，我国的田野考古一方面是新世纪以来总体态势的持续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也将会发生一些变化，如主动性发掘项目的比重将会有所增加等。从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要求来看，考古发掘、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三位一体”的思路和布局，是田野考古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值得认真思考和实践。
（中国文物报 白云翔 本文以笔者2001～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上的总结发言为基础并结合到各地的参观考察综合改写增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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