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地理学的结合在社会理论界引起了一场令人瞩目的“空间转向”，其中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影响最大。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认为空间不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也是“社会的产物”。他重新赋予空间能动和辩证的力量：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构建力量，既为手段也为目的。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问题汇聚了一切”，空间不再是中性的，而是兼具政治策略性。在他看来，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中的关键要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形成、重组和转化，并将自身投入到资本主义的下一轮生产中去。在空间的社会生产中，列斐伏尔还强调空间并置的无限多样性以及多样性空间之间的重叠和渗透，使我们注意到空间与空间之间出现的割裂、分离、不连续和等级化的状况以及中心地区对边缘的权力主宰，主张使用空间理论来研究“差异”（difference）和“他性”（alterity）。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对人类学界影响颇大。皮埃尔・布迪厄是结构主义最成功的批判者和超越者，他引入“惯习”概念，指出社会实践在意义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惯习和实践既是历史的产品又是它的生产者。在研究卡比利亚柏柏尔人的房屋时，布迪厄认为身体惯习的养成机制与房屋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布迪厄并不认为人们是通过内化体现在房屋之上的象征秩序来习得社会的文化传统，而是通过与物质环境和社会中的其他人的具体互动――对家屋的逐渐熟悉，对社会中其他人思想和行为的观察模仿――来形成身体惯习，从而达成对社会文化的继承和传递。不难看出，布迪厄关于人类与人造空间关系的观点是实践性、辩证性和历史性的，布迪厄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的超越之处，正在于其将理论分析的焦点从原来静态的“结构”和“意义”，转向动态的“实践”和“过程”，研究空间是通过怎样的社会过程而生产出来的，反过来也关注空间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
正如列斐伏尔强调多样性空间的并置、重叠和渗透一样，福柯也提出“差异地点”或“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异托邦既是一个超越之地，又是一个现实的地方，集神话和真实为一体。异托邦与日常空间的关系就表现为一种差异性的对比关系――真实与虚幻，秩序与混乱，正常与病态，两者互为镜像。另外一批人类学家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实例。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的研究关注的是殖民地的城市建筑。他将政治权力的现代形式、审美理论的发展与殖民地的城市建筑关联起来思考，认为殖民主义者正是通过对殖民地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来展示宗主国人民相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文化优越性，而隐藏其后的，正是双方政治经济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除此之外，人类学家还围绕权力、冲突和社会运动等视角来讨论城市规划和建筑形式，包括一批对第三世界国家自建房运动和城市重建运动的研究，如霍斯顿对巴西利亚城市设计和规划的批评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雯（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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